“米兔在中国”和中国女权运动（系列报道3/8）专访：“一张白纸，一个发言在中国的情景里，可以化约为ta在一个刀片网里说话。囚笼。危险”

—— “失语者的抗争，米兔在中国”纽约展策展人郑宏彬

来源：贴心姐妹网更新：2019-10-12 19:31:49 作者：施雅芳

图／贴心姐妹网 “失语者的抗争，米兔在中国”展览策展人郑宏彬

郑宏彬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艺术史专业，是一位“注重艺术的社会责任，推动‘艺术成为媒体’”的独立策展人。他策划的活动“都是关于人的权利的”，“米兔在中国”是他策展的关于女权的展览。这个展览在中国北京、广州和成都展出，但在广州和成都的展览都很快被关闭。现在这个展览来到北美，“失语者的抗争，米兔在中国”展览正在纽约展出。

在采访的过程中，郑宏彬的语调显得平缓沉静，但谈到性侵受害者和维护她们权益的女权工作者的境遇时，他的语调转为悲愤。他儒雅的书生气里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坚定信念和坚韧精神。

他自省、坦言：“我个人，其实，在米兔之前对女性在一个父权社会的结构里所遭受的压迫其实认识得没有那么深，经历米兔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带有非常深刻、很有生命性的知识。所以，她们找到我的时候，我很快就进入了工作。”

谈到性侵受害者和维护她们权益的女权工作者的境遇时，他有一种悲愤： “这次来纽约做的展览，我们增加了一部分：在中国工作的女权主义者从08年之后被官方打压的一个数据。你会发现，米兔的受害者跟推动米兔在中国运动的那批人，也就是日常做女性权利的那批人，她们的遭遇是重合的。一个是有权力的人对另一个人的侵害，还有一种是一个体制对一些工作者的压迫。它就是双重关系，重合、并行。加了这部分，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米兔运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里发生。”

以下是贴心姐妹网对他的专访：

贴心姐妹网：为什么会想到做一个关于中国米兔的展览？

郑宏彬：这个米兔展是中国一些女权工作者因为米兔事件过去了一年，因为官方的打压或者是网络的审查，再加上被指控的人反诉，以侵害名誉等等的事由把举报人也就是受害者告上法庭，米兔整个浪潮就下来了。她们想借助这个展览重新做些带有推动性的工作。因为在中国，如果你在一些公共空间里面做女权的工作或者是其他的活动，就很容易被审查掉。你可能连开也开不了，你可能刚宣传出去，你可能就被约谈了。她们的处境是这样的，因此特别想借助艺术的名义，艺术的表达方式来呈现米兔在中国的情况。我被她们找到，朋友找到我，（我）就参与进来。我个人，其实，在米兔之前对女性在一个父权社会的结构里所遭受的压迫其实认识得没有那么深，经历米兔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带有非常深刻、很有生命性的知识。所以，她们找到我的时候，我很快就进入了工作。

和我合作的那些工作者们对展览没有概念，也没有意识去做一些可视化的处理，所以和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给的全是资料——调查、表格和图片。我当是感觉任务非常艰巨，非常具有挑战，全是资料，你要想办法可视化。可视化还要在它原有的事实的基础上去做更有表达力的方案，几乎整个展场都要重新这样（做）。做这种关于权利事情的个人还是组织也好，基本上没有资金和费用。我们又受困于这个。但是，没办法，要做。

贴心姐妹网： 如何克服这些挑战的？

郑宏彬：大家一起努力，找到一起愿意帮助的人，一起做。

贴心姐妹网：能介绍一下在国内北京、广州和成都三地举办展览的经历吗？

郑宏彬：北京的展览，在加拿大大使馆举行，（观众）只能通过报名（观看），（展览）无法公开。

广州的展览展了一天半，被关，原来要展一周。

成都的展览，展出了5天，原来要展出两周。

贴心姐妹网：展览在中国广州和成都遭到关闭，所以你们将展览开到北美来？

郑宏彬：这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另外，在中国做女性权利的工作者因为各种原因，其中也包括在中国无法再开展、致力于这部分的工作，来到纽约，所以慢慢这边聚集了一些人。她们想，这个展览应该拿到这边来做。

贴心姐妹网：在北美做这个展览容易吗？

在这边做也不容易，也没什么钱，需要巨大的人力来自己动手做，每个展品都是自己做。甚至从国内带扎袋、镜片、充电器来，所有能省钱、能不用在这边买的，全都带过来，用大箱子拉过来，剩下的部分就在这边购买、实施。空间里看到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贴心姐妹网：你认为将展览带到北美来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郑宏彬：这次来纽约做的展览，我们增加了一部分：在中国工作的女权主义者从08年之后被官方打压的一个数据。你会发现，米兔的受害者跟推动米兔在中国运动的那批人，也就是日常做女性权利的那批人，她们的遭遇是重合的。一个是有权力的人对另一个人的侵害，还有一种是一个体制对一些工作者的压迫。它就是双重关系，重合、并行。加了这部分，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米兔运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