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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女权行动者李麦子 (一)

来源:加广中文   更新:2016-06-18 16:15:37   作者:梁彦
专访:中国女权行动者李麦子 (一)

李麦子视频感谢被评为全球百大思想者。(Facebook) © facebook

李麦子,原名李婷婷。1989年出生于北京,大学主修公共管理。曾参与“带血的新娘”,“占领男厕所”,“文塔边剃光头”,以及“西安花木兰”等行为艺术女性维权活动。

2015年3月,她与另外的四位女权活动人士因“三八国际妇女节”前的一个反性骚扰活动被逮捕,引发了国际关注。她在被关押了37天之后获释。

同年,她被《外交》杂志评为“全球百大思想者”。

而她自己称自己为女权行动者。

最近这段时期,她正在蒙特利尔,参加一个人权活动培训活动。

趁着培训的间隙,她来到了加广中文台接受我的访问。

李麦子坐在我们的直播室,从她对于自己性取向的认知过程,到成为“女权行动派”,可谓无话不谈。

加广:还记得自己对女权这个概念有所认知是什么时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李麦子(麦子):我想,我从小就有一种天生的正义感吧。记得5岁的时候,看到爸爸打妈妈,我就拿这个苍蝇拍去拍我爸。

我觉得,我们家的教育就是形成了我的这种神经比较大条的感觉。

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从山区搬到北京郊区的,所以,在学校的融入上有些问题。我又是属于那种不服软、不去拉帮结派的,结果就被一些学生霸凌。

后来,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性教育非政府机构组织性教育。我第一次听到了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概念,也解开了我自身的一个困惑。

因为我小时候,村子里的人就叫我假小子,像个男孩儿,那时候我就有些困惑,我难道不能这样吗?

加广:那你对自己的性取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清晰的认知的?

麦子:那就更早了。这个和你青春期的发育有关。那时候,和几个比我大些的女孩子走得比较近,称姐妹儿。有一个女孩儿就是拉拉(女同性恋的昵称),她有个女朋友。

然后,我就把我的困惑也和她说了,结果她给我的答案非常消极,她说,不要走我这条路,这是心理疾病。

我们那时候可能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较,信息还是比较闭塞。

所以,真正承认和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应该是上了大学,大一的时候。

那时候,家里给买了电脑,我在网络上搜索同性恋的信息。但那时候,网上的信息也非常片面,侧重裸露啊什么的 – 我那时候看到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

我那时候就开始反思,这一群人活得不可见,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活?

我后来就很自发性地组成了一个拉拉群,组织一些活动。

但那时候,大部分的活动是在酒吧里,大家抽烟喝酒,环境也很混乱。

我就又想,为什么我们只能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活动。所以,在2010年,我和其他几个人发起成立了当地(西安)的一个“女同性恋小组”,开始做一些文化倡导的活动。

我那时候真的是找各种资源,也因此认识了一些比较早就开始行动的女权人士。

加广:2010年,你才21岁,对于同性恋的处境不仅仅是思考,而是真的付出了行动。你还真是个行动派。

麦子: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觉得 ,可能我是那种希望对社会带来积极改变的人。

我的父母都是有天然正义感的人,会出于好心来做一些对个人并不一定有利,甚至是有风险的事情。

还有,我从小被霸凌的经验让我起来反抗。

加广:进入“非政府组织NGO”做事情是怎样的一种经验?

麦子: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进入了益仁平,它是一个做政策倡导的,但它愿意做女性的话题。2012年,我还没有大学毕业就参与了“占领男厕所”的行动。

李麦子(左)“带血的新娘”街头行动,呼吁关注对女性的家暴。

加广:你还记得参加过的第一次“女权行动”是哪一次?

麦子:在这个之前,我参加了“带血的婚纱”行动。那个行动我认为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我们是举着牌子,在前门大街走了20分钟。

我当时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20分钟一直有警察在后边跟着,说:“快点儿走,快点走”。

如果是几个访民在那样一个敏感地带抗议,肯定马上就被抓了。

但我们当时,穿着婚纱,举着牌子。或许警方没有这类处理这类活动的经验。不过,也让我觉得,实际上,我们活动的空间还是有的。

其实,这也是把一种倡导方式与社会议题相结合,找到了一种在中国的特有空间。

加广:这类行为艺术的方式一直贯穿你行动的始终。这个是如何形成的呢?

李麦子参与性别平等活动。

麦子:我本身并不是学艺术的。

在2011年,我第一次接受培训,那是在非洲。当时就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活动人士讲述他们街头行动的经验。

而我那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没有什么经验。我那时只是做过一个“征集100个异性恋微笑”的活动 – 就是让一百个人微笑拍照,表示“我对同性恋友好”。

我觉得,国际上各个国家的话语体系非常不一样。

后来,进入NGO工作,我发现,街头艺术这个形式是个本土化的开创,非常聪明地找到了一个空间。

目前,很多的NGO都被变成了一种服务性质的机构,但是,一些公共议题的倡导,比如女性的话题几十年实际上没有人做的。

而且,就是这类的行动,现在随着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类似行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了。

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个时代的产物吧。

加广:前不久,中国出台了更严格的NGO机构管理条例,这个对你们的活动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麦子:断奶啊 – 这是最直接的。以前,NGO机构可以接受国外的资金支持。

这个法案出台之后,这就不可能了。

这以后,政府会把一些倡导它不喜欢的议题,比如劳工议题、同性恋议题之类的放进一个名单,这些是拿不到注册登记的。

而只有做主流议题,或是服务性质的NGO才有可能得到许可。

加广:明年这个法案正式实施之后,你们的议题如何继续呢?是否还可以继续呢?

麦子:首先,我要承认,有许多议题我们都做不了了,没有像以前那样有行动力。

但是,我觉得,我们过去几年的行动还是很有效果的,比如对女性暴力的关注。

现在的感觉是,任何与女性相关的话题都会被炒大。女权话题首先是让公众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这种觉醒对以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舆论的影响就会现象出来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公众在女性议题上的退步。

有一个道路就是民间动员的工作。我举个例子吧,我们尝试做了在春节我们做了一个反逼婚的议题。这不是一个单纯女性的话题,但它是一个反对父权体系的一个议题。

而且,我们不接受国外的资金,资金都是国内公司来的。

后来,有关部门不许我们用“逼婚”这个词,就改成了“世界那么大,单身也可以很幸福”。而这个话题可谓经久不衰,影响力很大。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空间,只要你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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