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对我来说，是我文学的笔。”

 

图/施雅芳摄    唐书璇，香港电影史上的传奇

 

传奇

 

唐书璇是香港电影史上的传奇。她在香港影坛上璀璨过，虽短暂，但留下浓重的一笔。

 

她总共只拍过四部影片：两部艺术片，两部商业片。但是，谈起香港电影史，就离不开她的两部艺术片——探索女性情感情欲和封建道德观的冲突的黑白艺术片《董夫人》（1970年）和带纪录片风格的社会批判影片《再见中国》（1974年，被禁，1987年公映）。这两部作品被认为是香港新浪潮影片的先声。她后来拍的《十三不搭》（1975年）和《暴发户》（1979年）两部影片被认为是商业片，但还是有很多神来之笔。她拍了四部影片后，放下了导演执筒，远走美国，离开了影坛。

 

她是香港最早的女性导演，是一位勇于用新颖的电影语言表达内心情感和进行社会批判的香港电影界先锋。她的影片的先锋性影响了香港多位新浪潮电影导演。

 

她退出影坛已30多年，很多当代观众已不知道她的名字，更不知道她在香港电影史上的地位。

 

多伦多电影节主办的“两岸三地百年电影光华展”展映了唐书璇的《董夫人》和《再见中国》，令唐书璇再次出现在观众的视线里。

 

唐书璇从美国来多伦多参加“两岸三地百年电影光华展”，贴心姐妹网专访了这位香港电影史上的传奇人物。

 

提到她被人们认为是香港电影史上的传奇时，唐书璇语调舒缓地说：“不敢当。”

 

那声音里，有少女般的清纯甜美，也有七十载人生带来的淡然自在。

 

“你的两部影片被选入“两岸三地百年电影光华展”，你有什么感受？”

 

“我没有什么感受。”她风轻云淡地说。原来，这位香港电影史上的传奇人物来多伦多，不是为了自己的影片，而是为了来看别的的导演的影片：“我本来以为，他们这个节目是一百年的中国电影，我答应来，就是因为我想看（这些电影）。我以为我来的这几天，天天可以看好多中国电影。可是不是这样的，其实有一点失望。我们来的那天就没有中国电影。假如是这样，我根本就不应该（来）。”

 

先锋女导演

 

唐书璇1941出生于中国云南，幼年时到香港，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那个年代，很少女生学习电影学。

 

“我毕业那年只有我一个女的。”她回忆道。

 

回香港后，唐书璇拍了她的第一部影片《董夫人》。《董夫人》讲述云南的一位寡妇董夫人在获得贞节牌坊前碰到一位年轻军官后在情感和情欲上经历的挣扎。人们大多是从女性受封建社会压迫的角度解读这部影片。

 

出人意料的是，唐书璇说，她写这个剧本和拍这部影片，并非从女性受压迫的视角出发，而是因她从香港到美国后经历的中西方文化冲突而创作。

 

她说： “我觉得，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从香港去了美国，我从中国的文化跑到一个西方的文化（时经历）的那种冲突，我是从这个角度去拍这部影片。中国人看道德的问题，西方人看道德的问题，究竟哪个角度是适合的，或者是我们应该去继续，或是去发展。这两个不同角度的冲突，我自己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我是从这个角度写这个故事，而不是从一个女人受压迫的角度去看的。”

 

“当然，我的了解不是很深，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当时那个年代，对我来说，是自己内部的一种矛盾。”她说 。

 

剧本是她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在美国广告公司拍广告片时期写的，是她在美国经历的中西文化冲突心路历程的写照。

 

这部影片获得了台湾第9届金马奖最富创意特别奖等多项奖，并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好评。

 

她的第二部电影《再见中国》是一部批判现实的影片，讲述文革期间几位中国大陆年轻人偷渡到香港的故事，既批判了中国的现实，也批判了香港资本主义的现实。这部影片被当时的港英政府以担心影响香港和周边地区的关系而被禁13年。

 

唐书璇在当时男性主导的香港电影圈，拍出了两部主题和表现手法都是独特、非主流的影片。接着拍了两部更靠近大众的影片《十三不搭》和《暴发户》，但票房上仍不成功。

 

是不是香港的影坛和观众令她失望，最后令她决定离开香港影坛，远走美国？她说，不是，她离开香港，是因为当时丈夫因工作到美国。

 

1979年，她移民美国，在洛杉矶经营高级中餐馆。她经营中餐馆，定位也很高。

 

“我是非常重视我们中国人在外国的形象的，” 她说：“我在做餐厅，做中国菜，也是为了让外国人看到中国饮食文化是怎么样的。”

 

她说，她呈现的是精美的中国饮食文化，可以和法国和意大利饮食相媲美或超越它们的水平。

 

延续传奇

 

这位27岁拍摄《董夫人》的传奇性导演，继续她的传奇——去年，在71岁时，以一部关于“红都女皇”江青的英语音乐剧《I, Ching》复出。

 

她说：“因为我很喜欢百老汇歌舞剧，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媒介，所以我尝试一下看看。我觉得她这个故事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

 

她创作了剧本，找人写音乐。去年该音乐剧在加州上演。

 

她当年是以社会批判的角度拍摄《再见中国》，她又是以什么角度来创作音乐剧《I, Ching》的呢？

 

 “非常娱乐的，非常好笑的，同时我觉得，这个故事从一个很滑稽的、富有娱乐性（的角度）来面对我们这段历史。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不能面对这段历史，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你如果从一个很宽容、滑稽的角度，我觉得会对我们现在来面对历史，有点小小的帮助。”她说。

 

她说，她是从人性的角度来写江青这个人物的：““很多人是这样的。所有戏剧，很重要的，从古希腊开始，就有这种女人，像美狄亚（Medea），今天还在演，江青很像，这个女人（美狄亚）可以把自己的两个儿子杀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性，并不是说我喜欢那个人，不是从这个角度看，而是生命里有这样，有些人会这样，从这个角度看，是从人性的角度看，并不是说她是好人、坏人。”

 

离开影坛30余年，回首电影对她生命的意义，唐书璇说：“我觉得电影是一个表达，可以用视觉来表达自己心里想要探讨的（东西）。因为，中文，我没有中国文化的基础；英文，我没有英国文化的基础。所以，电影对我来说，是我文学的笔。我没有文学的笔，所以我只能用电影语言来作这种文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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