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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涯方 红
秋天来了，芋头飘香。台湾出生、长大，现在在香港生活的玛姬不禁想念妈妈每年秋日里做的炸芋头丸子。妈妈在数百里之外，玛姬决定自己做。她拿起电话问妈妈炸芋头丸子的做法。妈妈在电话线的那一头细细指点，女儿在电话线的这一边认真实践。母女情，通过芋头传递，弥漫在浓鬱的芋香里。
玛姬忙着做炸芋头丸子时，她的一位朋友正在“脸书”上分享一组游台湾桃园大溪的照片。爱情陀螺、民居前的石鼓、婚礼后留在天花板上的一隻红气球……这些都耐人寻味，但最震撼我的眼睛和心的是一床红底、染着蓝紫色大花和绿色叶子的被套。玛姬的朋友说，外婆刚刚送了一床这样的被套给妈妈，她想在冬日里，和妈妈一起挤在这床被套下。三代之间的母女情通过一床传统的大红大绿的被套和被套下的体温传递。
大红大绿的被套，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那个用“最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的广东土布和祖母的“米色薄绸上洒澹墨点，隐着暗紫凤凰，很有画意”的被面做衣服的张爱玲（张爱玲《对照记》）。而张爱玲的自传性小说《小团圆》大陆版的封面图案也可以说是一床大红被面，那喜气是应了书名中的“团圆”之意，却是书中人物悲凉人生的反衬。
很多人想从《小团圆》中读爱情，其实这本书的重点不是爱情，而是母女关係。很多人以为张爱玲只是在清点一段複杂的爱情，实际上，她主要是在串联一对母女在那个时代里时断时续、爱怨交织的母女情。
从《对照记》看，张爱玲的母亲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先锋女子，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是一位“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的女子：结婚生子后还到欧洲读书，用被裹过的脚在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到工厂做女工学做手袋准备自己创业。三十年代，她在海船上手搭船舷、依着一个救生圈眺望大海的照片，正是她勇于摆脱羁绊、追求生命自由的精神的象徵。但她出洋读书并不是心甘情愿的，那是张爱玲的父亲有了姨奶奶后的事，离开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张爱玲《私语》）。一个允许男人妻妾成群的社会不可能提供给这个女人平等的爱情，她选择出走，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己成了一个缺席的母亲，也导致了女儿对母亲的一种疏离，但母亲对女儿有一种大爱：让她去留学，获得教育、独立和自由。而且，在女儿和儿子之间，母亲将关注的目光和有限的资源给了女儿，因为她知道：在那个年代，和儿子比，女儿的受教育权更没有保障。在那个社会里，母亲失去了监护权，做女儿的没有自主权，张爱玲被父亲毒打、囚禁，姑姑前去说情，也遭哥哥毒打，张爱玲是出逃到母亲那里去的。张爱玲说，母亲是一个学校迷。如果她不是，如果她没有给自己和女儿受教育的机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不会有张爱玲这位作家了。可以说，是张爱玲母亲的眼光和大爱造就了作家张爱玲。
《小团圆》这本书里，母女线是主，爱情线为辅，而两条线之间暗藏因果关係。爱情线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曲幻灭爱情悲歌：女人要的是心心相印，男人想的却是“三美团圆”，梦想错位，爱情势必是悲剧。其实，九莉为什麽要离开邵之雍？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无法接受“三美团圆”的两性关係。九莉选择离开，其实是有迹可寻的：她的母亲蕊秋当初就对那种关係选择了离开，母亲是女儿的楷模。《小团圆》实际上是从一个女儿的眼光看母女关係，从母女关係的脉络中呈现一个女人的成长史、生活史和心灵史，包括情爱史。
作为女儿，九莉是有些误读了母爱，《小团圆》的结尾其实传达了九莉的悔悟：“她从来不想要孩子，也许有一部份原因也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以为九莉对母亲只有恨，其实是一种误读。团圆，不是男女爱情的团圆，而是两代女人在疏离后的团圆，《小团圆》实际上是母女情在那个乱世里的一种纪录和见证，其中有扭曲和惨痛，也夹杂着痛苦和泪水。
每个时代有各自的大背景，母女情在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表现方式，不管是香味浓鬱的芋头、大红大绿的被套，还是在那个新旧交替时代里罕见的勇气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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