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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Damir Sagolj
47岁的索梅蒂亚.拉赫是来自柬埔寨的华裔。在加拿大广播公司众多的录音技师中，瘦小寡言的索梅蒂亚并不起眼。他是那种手比嘴巧的人，又不喜出头露面。最后答应接受采访，完全是看在多年同事的份上。登他的照片是想都不用想。
索梅蒂亚12岁时和母亲及姐姐从柬泰边境的难民营来到加拿大。那是在1980年，加拿大倾政府民间之力，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难民潮。移民部官员前往各地难民营，在初步检查后领回一批批男女老少。与索梅蒂亚同龄的越南裔作家金翠一家是从马来西亚的难民营来的。还有很多人来自香港。
政府出资安置之外，加拿大各地的民间团体和普通家庭也为他们提供担保。拉赫一家就是由几个魁北克家庭合资担保的。担保人中有后来担任魁独团体“圣施洗约翰协会”主席的让.道里翁，还有一位他后来的同事的姑母。拉赫记得，这位名叫约朗德.毕龙的女士在他们初来时经常去看望他们。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柬埔寨被裹挟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火和动荡中。索梅蒂亚出生后不久，美军大规模轰炸越共在柬埔寨的基地，随后发生政变，西哈努克亲王被废黜。1975年红色高棉掌握政权时，索梅蒂亚的父亲是首都金边的一个小学校长，母亲是家庭妇女。索梅蒂亚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
不久后红色高棉强迫金边市民迁往乡村。1975年4月17日，市民们被告知需要离家三天躲避美军空袭。有些人真的只带了随身的衣物就动身了。索梅蒂亚当时九岁，除了父母兄姐外，还有年迈的祖母和他们同行。他记得出城的人潮，人行道上整排被射杀的市民，有的家庭推着汽油耗尽的汽车。但是过河时，所有的车辆都要留下。他们乘船渡河，然后长途步行。
几天后，一家人到达索梅蒂亚的父亲出生的地区。他们和同来的人一起，用芭蕉叶搭起栖身的棚子，然后就下地干活了。他们耕地，插秧，修水坝。索梅蒂亚这样的小孩子也要做些拔草、赶鸟之类的事。
他们是来接受劳动改造的城里人。男女必须分住在不同的营地。大孩子也有自己的营地。索梅蒂亚最初一个人留在村里，年纪大一点后就被送到营地去了。
迁到乡下的第二年，拉赫家陆续死了四口人：祖母，父亲和两个哥哥。索梅蒂亚的母亲至今还在庆幸，家里好歹活下来一个男丁。
四个亲人都死于疾病、劳作加上营养不良。父亲死时索梅蒂亚还一个人留在村里。有一天，一个亲戚匆匆跑来，叫他去拿父亲的遗物。他去领回了父亲的背包，却没有见到遗体。
那时候死的人都埋在集体墓穴里。索梅蒂亚的母亲后来想方设法找到当时埋人的农民，打听丈夫的尸骨所在。她费了很多周折，在大致的埋葬地点取出一些遗骨，带回去重新安葬。她也知道葬下的很可能是别人的骨头，这样做只是为了却一桩心愿而已。
那些日子永远在挨饿。每个人都利用一切机会偷可以吃的东西。这也使一个小伙伴成为索梅蒂亚对那几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那个孩子偷食物被发现了。干部为了惩罚他，把一个铁皮盘子烧得滚烫以后扣到他的肚子上。他的母亲用私藏的首饰去贿赂营地的领导，才获准把被严重烫伤的儿子领回自己身边照顾。
红色高棉垮台后，拉赫一家人在1980年回到金边。但是局势仍然动荡。几个月后，在大姐的安排下，全家人再次离开金边，向泰国边境逃亡。索梅蒂亚记得和其他难民一起在树林里整夜步行。大家排成一线向前走，既要小心边防军的子弹，又要担心脚下踩响地雷。
当时有大批柬埔寨人逃进泰国境内，最初到达的人被泰国军队驱赶，有些人被扔在荒山里。但是当拉赫一家来到时，联合国已经开始介入安置工作，新的难民营建立起来。
台湾歌手侯德健正是在那一时期参加“中柬难民服务团”，前往柬泰边境难民营，后来根据当时的见闻和感受写出了《潮州人》和《龙的传人续篇》。
有评论人士说，和现在的难民政策相比，加拿大那时相当见义勇为，往往受害人还没有开口求救，加拿大就已经赶到了。拉赫一家住进难民营没有多久，就办完了所有的手续，登上了前往加拿大的飞机。他们先是被安置在埃德蒙顿，然后在魁北克省安家。
他在时隔四年之后重回课堂，从学法语开始，很快适应了自己的新身份。在接下来年月里，他从专科学校毕业，工作，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如果不说，谁也猜不到他曾经是个小难民，翻山过河穿过雷区才来到加拿大。
不过他说，对那一段经历的记忆随时会以闪回镜头的方式不请自来，只是不再能影响他了。也许再过几年，他会带着孩子们回故乡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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