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翠：为死去的人珍惜生命的每一分钟

来源：RCI 更新：2015-09-11 23:11:14 作者：吴薇

– 金翠，46岁，作家，两子之母，目前定居魁北克省，用法语写作。

1979年，金翠刚满十一岁，但已经是越南船民大军中的一员了。那一年冬天，她和全家人从马来西亚难民营来到加拿大魁北克省，在这里安顿下来。多年后，这段经历被她写进了她的第一本作品《Ru》（意为“流淌”）。

女主人公一家的遭遇和逃难经历使这本只有一百多页的小书显得有些沉重。但是金翠说：“我的故事和很多越南船民相比算是简单的。毕竟，我和父母兄弟只在海上漂流了四天三夜，在难民营也只住了四个月。我在逃难途中没有遭到强奸和抢劫，而且全家人都平安到达。和在难民营住了十二年的人相比，和在海上失去亲人的人相比，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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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幸存者的职责

金翠说，选择越南船民作为自己的第一本书的题材，不是为了讲自己的经历，而是为了向所有越南船民同胞表达敬意。“他们过去的经历极其惨痛，但是你从来听不见他们抱怨。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能够活下来，就已经是上天的恩赐。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几乎每一个活下来的越南船民都直接或间接地认识在逃难途中失去亲人的家庭。所以，活下来的人，几乎有一种替死难者生活的使命感。” 金翠把它称作职责，替死者幸福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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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死去的人中间，一定有很多人比我有用。我对社会没有做任何贡献，而他们当中可能有非常聪明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优秀的医生或科学家。他们比我更应该活下来。为了他们，我没有权利不好好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分钟。” — 金翠

金翠认为，越南船民的另一个特征是满足于眼前的机会，而不去追问是不是有、或为什么没有更好的机会。过去在难民营里，如果一家人分住两地，如果住五个人的地方来了十个人，大家只会想办法克服。出于同样的心态，金翠说，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最喜欢从事什么职业。“我只是眼前有什么机会就抓住什么机会，这是典型的移民心态。我学了法律，但是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喜欢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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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律师、翻译、餐馆老板到作家

金翠过去几次改变职业，但都是事出有因。离开律师事务所去加拿大驻西贡领事馆工作，是为了和当时在西贡工作的丈夫团聚。回到加拿大后，金翠开了一家越南餐馆。但那也不是因为她喜欢开餐馆，只是那时候她已经有了孩子，觉得开餐馆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金翠唯一为自己做过的选择是学翻译。但那也是非常具有移民特色的一个变通。她真正想学的是法国文学，但是她的父母不同意。所以最后的通融是翻译学。

金翠注意到，在加拿大出生的越南孩子，心态已经和他们的父辈很不一样了。她开玩笑说，有时候真想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进难民营去住几个月，体验一下生活。但是她也知道，即使有这样的难民营，孩子们也知道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回家，这和当年越南船民在难民营不知道哪一天能够离开的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正是因为经历了那种焦虑和绝望，才造就了金翠所说的移民心态。

金翠说：“下一代人肯定是不一样的。他们没有我们这一代人还保留着的逃生式的生活态度，以及弥补失去的时间的紧迫感。另一个区别是，我们这一代看到了父母为我们做出的牺牲，看到他们从过去的社会地位跌到底层，为了让孩子将来重新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去做最粗重的体力活。” 当年金翠的父母为了让孩子们能去滑雪，需要多做三天工。这种沉甸甸地压在心头的记忆，她儿子是不会有的。

实际上，据金翠说，当年决定放弃财产做船民的越南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孩子。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越南华侨。当时华人控制了越南南部的经济，越共政府愿意让这些人离开，好把他们的财产收归国有。而华人之所以愿意把几代人幸苦创下的产业拱手交出，只求远走高飞，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如同文革时期出身不好的孩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为孩子的将来冒险的父母

“如果你的家庭出身是华侨富商或者是旧政府官员，那你在入学考试的时候分数一定比游击队员的孩子低很多。” 金翠十岁那年，父母把她送进了音乐学校，但是没多久，学校决定重新考试，好出身加分，坏出身减分，她就这样被除名了。金翠说，对她的父母来说，孩子的前途高于一切。不能让孩子接受正常的教育，越南就变成了一个无底的黑洞，他们似乎看到全家人正在慢慢沉下去。所以，即使让孩子们冒着在海里淹死的危险，即使不得不让他们孤身上路，也要离开。

金翠在书里写过一个把五个孩子分别送上五条船的父亲，其中最小的女儿才四岁。“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战争年代的爱和天下太平时的爱是不一样的。平常你总怕孩子磕了碰了，但是如果房子着火了，你会把孩子从窗户里扔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