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坐地铁,一个书店的广告迎面扑来。
对广告,向来有一种警觉。广告的目的就是行销。广告,有时还隐藏着一些不健康的意识。宣称尊贵生活的房地产广告,颂扬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等级观念;汽车加美女的广告,是将女性身体物化。
书店广告中的书和无形的书香,却在一个充斥影像的时代和世界里,给我一种温馨感,让我再次感到文字和我的相随相伴。
文字伴随着我成长。西子湖畔,是我温暖的外婆桥。外婆是我的启蒙老师,教学龄前的我认字、写字,给了我第一把开启知性世界的钥匙,也激发了我对文字不渝的热爱。在那个书籍贫乏的年代,父母给我买的安徒生童话,为我插上了第一对想象的翅膀。上中学时,《爱的权利》、《爱是不能忘记的》、《蹉跎岁月》等伤痕文学作品的文字曾让一颗少女的心颤栗。
到了大学,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开始,一条中国文学的河流从我的心田流过,时而悠缓,时而激荡。从浮士德的上下求索、叶赛宁的吟唱,到戈多的等待,我还徜徉在外国文学的丛林丘壑。自传性作品如《邓肯自传》、《梵高传》又让我意识到,世界上有些人选择了不同一般的人生:赤着脚跳舞的邓肯在古希腊遗址里寻找灵感,梵高画出了自己的向日葵和鸢尾花……
小时候有过两个梦想:在花店或书店工作。现在想来,那是因为花和书,代表了美的两个向度:花呈现的是感性的美,文字传递的是知性的美。
这些年,跨国搬迁,跨国阅读。多伦多、台北、伦敦、上海,各国各地的书店、图书馆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搬迁时,跟随着我的,是不断增加的一箱一箱的书。那些书,也带着一段一段的记忆。有些书,是相知的朋友送给我这个爱书人的礼物。《时时刻刻》(《The Hours》)一书是来自希腊的同学、好友克瑞森蒂(Chrysanthi)送给我的临别礼物。看到这本书,那些一起漫步泰晤士河畔、一起探讨全球化、文化身份、性别等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的日子,又回到了我的眼前。
我九岁的孩子,在一个充斥影像的时代成长,见到我对书的痴迷,常常会不解地问我:“妈妈,为什么你觉得文字那么有意思?”我带他去图书馆,去书店,让他去触摸文字,培养他对文字和书的热爱。
在一个秋天的上午,采访一位工科女教授。在她阳光灿烂的太阳房,听她讲她来加拿大后走过的道路。为了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坎,她苦苦努力。她终于得到了终身教授职位。但是,她说,她还在继续学习,包括读英文古典文学名著。
“我四十岁以后开始补人文的东西。”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那是文字赋予的。
龙应台旅居香港沙湾径25号时,细细寻觅香港的人文足迹,建议香港的大学继承人文历史传承,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在两岸三地、华人世界点燃了思想野火的龙应台的眼里,不论学什么科目,将来从事什么行业,如果要做得出色,都离不开人文素养,离不开对人的终极关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辛(Doris Lessing)在《书》(《Books》)一文中写到非洲人对书和文字的饥渴。津巴布维的一位官员驾着驴拉的、装着书的车——一个流动图书馆,到那些一般交通工具到不了的村落,把书送到那些对文字充满了渴望的村民手里。
在一个充斥影像的时代,文字、书、人文,虽寂寞,但仍闪着神圣的光芒。 |